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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宋朝的经济那么发达?
简要说几句:
1、在宋代之前,中国的城市经济一直是受束缚的,这个束缚来自“坊市制”。所谓“坊市制”,是指城市中的居民区(坊)与商业区(市)严格分开,坊与市都筑有围墙,交易还有时间限制。这是国家控制城市商业的一项制度表现。但是到了北宋,蓬勃发展起来的城市经济力量终于冲破了“坊市制”的桎梏。实行了千年之久的“坊市制”终于瓦解。
2、“坊市制”的终结,又反过来进一步解放了宋代的城市经济力量。我们看看《清明上河图》或者《东京梦华录》、《都城纪胜》,就可以领略到两宋都城的经济繁华了。在宋代的大城市内,不论是北宋的汴梁,还是南宋的临安城,临街皆是商铺,小商贩云集,酒楼歌馆遍设,瓦肆勾栏等娱乐业兴起,商业广告满街。宵禁的惯例也被突破了,有了夜市,“直至四鼓后方静,而五鼓朝马将动,其有趁买早市者,复起开门,无论四时皆然”,简直就是“不夜城”。
3、宋代繁荣的商品经济,造就了一大批富户,宋真宗朝的宰相王旦说,“京城资产百万(贯)者至多,十万而上比比皆是。”宋人也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投资意识,一名宋代人观察到,“人家有钱本,多是停塌、解质、舟舡往来兴贩,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?”意思是说,宋代的市民如果有了闲钱,不会换成金子在家放着,而是会用来屯积货物,投资放贷业,或者从事贸易。
4、宋代的经济水平也达到有史以来的巅峰,不仅市民经济、交通网、手工业、海外贸易业高度发达(整个南宋国土的海岸线,都对外开放,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),也因应经济发展之需求,出现了纸币、柜坊(类似银行保险柜业务)、便钱务(货币汇兑机构)、“热钱”(所谓“岂肯闲着钱买金在家顿放”),城市人口达到20%以上,来自商业税的国家财政收入甚至超过了农业税,这是历史上的破天荒,一个商业社会几乎呼之欲出了,以至美国的一些汉学家都认为宋代已是中国的“近代初期”。
以前朝代特别是三百年唐朝开放思想的历史积淀,让宋朝的文化、科技、商业的水平都抬升到一个新高度。
晚唐因为避乱,大量北方人南迁,让宋朝全境文明程度更加均衡,人流往来更加频繁密集,提供服务保障的市场也更加繁荣。
国家倡导重文轻武,让社会整体更加平和,老百姓心态更加安宁,开始追逐享乐,所以文化市场也一并繁荣,反过来更加促进商业布局的完整,和市场需求的旺盛。
延续前朝惯例,海上贸易依旧十分发达,国际间的交流,让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发展,促进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进步和发展。
随着外来物种的增加,人民的吃穿衣用均能最大限度得到满足。所以普通百姓会有更多时间更多精力,参与到市场中来。
虽然北患一直不绝,但与游牧民族的交往,丰富了贸易的种类和内涵,让贸易总量有了更大提高。
一、政治方面的影响。
首先,从唐朝晚期开始,我国北方战乱居多,政治中心开始南移,北方大量人口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;从而使南方能够迅速发展,加上南方相对来说比较稳定,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百利而无害,其次,从政策上看,宋朝统治者执行了开明政策,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鼓励经商的封建王朝。在宋朝,商人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,他们可以和贵族平起平坐,这就鼓励商业的大力发展; 再次,宋代思想文化高度繁荣,思想文化的繁荣能促进经济的发展,以及当时整个中国的高度不统一(宋朝同时存在的国家较多)给各国贸易创造了空间, 政策导向是商业高度发展的首要因素。
二、丝绸之路受阻,造成海上丝路开通。
宋朝时南方物产丰富,加上在农业、手工业、造船业、瓷器等高度发达,超过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,由于丝绸之路的阻断,不得不打开海上贸易,甚至还设立市舶司进行管理(市舶司相当于如今的海关,有很大的权力)宋朝造船业发达,加上北宋时,研制成了指南针,并用于航海事业,造船业和航海业的高度发展,带来了宋朝与海外各国的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,同南宋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,其中最密切的是高丽、日本、交趾、占城等 ,沿海地区对外贸易港口陆续增多,增加了泉州、明州、广州等贸易港口,其中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, 进出口商品数量和品种大为增加,中国的丝织品、瓷器、茶叶等远销日本等海外多国,输入商品以香料、珠宝为主。
三、交子、会子发行,促进商业发展。
北宋时商品经济发展较快,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,而当时铜钱短缺,满足不了流通的需求量,而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,每千铁钱的重量,大钱25斤,中钱13斤,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,重约500斤,要用车载,“交子”的出现,便利了商业往来,弥补了钱重的不足和交易的方便,交子刚开始由商人发行,到宋仁宗天圣元年,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,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,并“置抄纸院,以革伪造之弊”,严格其印制过程。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——“官交子”。到南宋时,即公元1160年临安府知府钱端礼率先统一由政府出面发行“会子”,随着他升任为户部官员,“会子”也在全国范围内发行,比当时的欧洲早500多年,纸币是我国货币史上的又一大发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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